關於公正問題的經濟學論爭(rtf 22頁)

一、 真問題與假問題
二、 關於“權貴私有化”
三、 自由主義與社會公正
四、 關於新製度經濟學在中國的應用
五、 關於吉尼係數與社會分化問題
六、 經濟學家要講公正，經濟學要講邏輯：

張曙光先生是我所敬重的經濟學前輩，其著述誨我甚多。但也有我不能苟同之論，聽說先生要拋玉引磚,批評我輩，我當然很願受教。不意讀過兩個文本[1]後，好生不解：張先生不僅自稱“缺少政治敏感”，暗指我為“政治敏感”者，而且說了許多沒來由的話。我反思再三，覺得可能因為拙文中“偽問題”及“權貴私有化”二詞過於貶義，有人感到受了傷害。也罷，感謝張先生批評，就改用“假問題”和“公仆私有化”吧，如何？

但除此外，張文的許多看法我就難以理解了。首先，張先生指我為“政治敏感”者，大概指我說的“民主私有化”而言。但盛洪先生在產權問題上就“民主”（或曰“公共選擇”）講了那麼多的話，張先生怎麼就沒覺得“政治敏感”呢？崔之元等先生大講“經濟民主”，（當然，那是體現在文革、人民公社、鞍鋼憲法上的“民主”）張先生還主持過有關的討論會，當然他未必同意崔說，但他也沒指那種說法是“政治敏感”，是違反“規則”、不合“理性”的呀？為什麼盛洪先生反對“公共選擇”並不“敏感”，而我讚成“公共選擇”就觸及“敏感”了？為什麼崔之元先生弘揚官辦“民主”就是學術見解，而我談民主就成了“進行政治批判”？

盛洪先生認為產權改革過程（請注意他講的是過程，而不是目的，改革的目的是明晰產權使之可交易，這是另一個問題）不應該搞“公共選擇”而應該搞“雙方交易”，我則認為公共資產的處置必須經過公共選擇（包括由公共選擇的代理人在公共監督下的交易），無論我們誰是誰非，都明明是一個層次的討論。不知張先生從何判定盛洪的說法是學理，而我則是“將學理層麵的問題扯到政治層麵來討論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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