梁慧星對買賣合同的解讀和評論(DOC 55頁)

內容摘要
合同法於1999年頒布生效，十多年的司法實踐經驗，已經證明合同法的立法指導思想、價值取向、邏輯結構、各項製度設計是成功的，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提供了法治基礎和製度保障。十多年來，學術界和實務界為保障合同法的正確實施做了很大的貢獻。
各地各級人民法院在適用合同法裁判合同糾紛案件的裁判實踐中，創設了若幹新的裁判規則。這些判例規則，彌補了合同法的不足，豐富和發展了合同法理論，值得學術界和立法機關特別重視。
這裏不討論裁判實踐所創設的判例規則，而是要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合同法的司法解釋做一個述評，指出其成績和不足。
合同法頒布以來，最高人民法院先後製定了三個司法解釋文件，即合同法解釋(一)(法釋〔1999〕19號)，合同法解釋(二)(法釋〔2009〕5號)和買賣合同解釋(法釋〔2012〕8號)。先對前兩個解釋作一個概述，然後著重分析第三個解釋。
解釋(一)(法釋〔1999〕19號)，主要是解決適用合同法新舊法銜接、程序、時效問題，最重要的是對合同法第73條規定的代位權製度如何適用的解釋。該項解釋，拋棄了關於代位權行使的效果先歸屬於債務人的傳統理論，采納了由行使代位權的債權人優先取得的新理論，極具創造性。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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